青岛空管站组织开展财务内部控制培训

通过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政党内部结构、政党自身建设等实现宪法的民主目标，这种结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体现得十分显著。

传统宪政理念的法理基础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人类本位主义、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此外，2008年修宪将原社会经济委员会改为社会经济与环境委员会，[25]使其对环境方面的法律和法令草案提供咨询意见，此举可以视为环境立法理性化和专业化的措施。

诸如环境公共利益等新现代公共利益（l'intérêt général néo-moderne）不再直接否定个人利益，[18]而是与其结合在一起。随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在2018年顺理成章地写入宪法。显然，第7条的程序性权利受到宪法委员会高度重视，其次是第1条的实体性权利，此外，宪法委员会围绕环境义务、风险预防原则、公共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作出了宪法认定。但法国法在传统上较为注重国家及其公共职能，而忽视个人权利，体现在环保领域，相关法律规则主要是对国家职责的规范，也就是将环境视为只有国家才有资格进行保护的公共利益，排斥个人对环境的利益相关性。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宪法委员会援引环境宪章的判决共34项，其中有31项适用宪法审查程序，31项的年度分布为：2005年2项，2008年1项，2009年1项，2011年4项，2012年5项，2013年5项，2014年7项，2015年1项，2016年3项，2017年2项。

因此，为填补国家环保职责所面临的价值空缺，有必要在宪法层面承认环境人权。此外，宪法委员会援引环境义务来认可环境管制措施（部分对个人造成负担）的合宪性，对于争议较大的风险预防原则，宪法委员会承认国家立法对其进行适当限制的合理性，同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是对国家公共决策的要求，取决于立法者的自由裁量，并不能成为宪法权利申诉人的提请事由。这在中国也有同样的表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既具有政党治理的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征。

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宏大命题之体现，它反映了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和方面，也是依法执政的具体结果之体现。在功能意义上，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民主安置作为国家主权者的人民，让他们进入到宪法之内实现其意志，同时又保证他们集合表达意志的弹性（李少文，2017a）。中国共产党业已形成一套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它们是管党治党的规范性依据。关于如何处理党与宪法的关系，如何在宪法中体现党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认真思考的问题。

概言之，我国既没有通过宪法民主制度和宪制结构来抑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标准，更无必要制定政党法来约束政党行为，而是力图通过管党治党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形成治理政党的中国形式。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它突出表现为要求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其细则由联邦立法规定之。这对于塑造我国的宪制结构和宪法秩序有着直接影响，既表现为增强了党的领导地位，又表现为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内容上，它吸收宪法资源和理论，涵盖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全部领域，凸显了民主和法治的思维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工程学为讲好中国的实践故事提供基础。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通过管党治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强烈的宪法意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这对于政党与宪法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宪法法律对党内法规体系的控制，而此种控制结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模式的新发展。（一）美国抑制政党的麦迪逊主义 尽管现下政党变得不可或缺，但在民主发展的早期历史中，政党往往被有意忽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与宪法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监督的任务是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其中，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和目标，它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也同时限定了权力运行的范围和方式。在我们的理论逻辑之下，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的宗派性、利益性政党，它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非相斥的，更不是要被抑制的对象。

（张友渔，1982） 八二宪法的此种设计，决定了政党治理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和义务。政党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演变历史就是民主逐渐精致化、成熟化的历史。这种研究是在宪法工程学的视角下展开的。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I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7，Vol. 31， No. 4。这种统一性甚至演化成为某种同一性，即党的成员思想行动一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

八二宪法在制定时，针对党与宪法的关系曾进行过详细地讨论，对于宪法是否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及是否需要介入党内事务有不同观点（许崇德，2003：587，632-635）。它需要一套更清晰、更明确的党内规范体系，这个体系又是与宪法的精神、原则和内容保持一致的。

张友渔，1982，《宪法修改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第2—12页。在西方政党政治的实践中，党鞭—党纪制度是政党民主的核心环节，党员（尤其是政党干部）遵守党团和党中央决议，党纪约束党员行为，党鞭执行党纪，从而在政治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聚合效应（Kam， 2009：103-129）。

抑制政党并逐渐形成松散的政党结构，正是美国政党发展的特点，也是美国两大政党自身建设的主要思路。现代宪法既赋予权力，也要限制权力（格林，2010：18-21）。

【作者简介】 李少文：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Li Shaowen， Divis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进入专题： 全面从严治党 政党治理 宪法秩序 宪法工程 。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回归群众，依靠人民，既影响着党执政的方式，也关系着党的执政根基和民主基础。⑥ 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的张友渔在1982年撰文写道：在修改宪法时，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参照1954年宪法的作法，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它在理念、阶级性以及代表性方面具有独特性，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党的统一性。

这就意味着政党会呈现出一种统一形态，被称为政党统一性（party unity）或一体化（party cohesion），甚至是政党团结性（party solidarity）（Hazan， 2013：1-11）。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大动力，引入人民监督作为党的治理的外部力量，就是引入人民的智慧，也是引入人民的经验和理性。尽管有人不赞成，但彭真坚决主张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并且指出应当在序言中进行阐释。

康拉德·黑塞，2006，《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可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表述。

《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政党国原则，把政党定位为宪法位阶的机构，将宪法原则渗透到内部治理之中，让政党内部民主规范化、细致化。其五，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持民主性的重要方式。它是宪法是否有必要涉入党的内部治理和自身建设的重要讨论，更是党与宪法的关系的直接映射。运用宪法工程的理论进行分析，内容就是建设党与宪法之间的良性互动结构，既包括党通过宪法控制民主，也包括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具体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涵盖改变党内政治生态、增强自下而上的民主活力，让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宪法和宪法秩序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结构，它们是理解中国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陈志刚，2016，《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第131—134页。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逻辑框架和制度建构能够从宪法中获取资源，亦受到宪法激励。

政党进入宪法并取得宪法位阶，意味着宪法可以对政党做出细致的规定，就如同国家机构一样承担义务并享有权利（权力）。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张翔教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对本文的宝贵意见。